禹州人在北京旅京老禹人

文 图：余世诚

禹州——华夏文明史上最古老的国都。

北京——中华民族史上最年轻的国都。

从禹州古钧台到北京天安门的历史长河，渊源五千年，汹涌澎湃从古流到了今。在这条历史长河中，有多少禹州人如同长河上的浪花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随波而至北京，在这里读书求学，经营商贸，当兵从军，做工献艺，在北京开花结果而献出了青春、半生乃至一生。

在北京的禹州人有多少？实难统计。

仅依笔者经历看，已有几次热潮：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一批禹州人通过参军参干、进京求学来到北京。他们当中后来出了不少将军、官员、教授、学问家，但如今大都进入了耄耋之年，作古的也不在少数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是低潮。除了“文革”期间批批禹县中、小学生作为“红卫兵”拥进北京城“朝圣”，或“打派仗”到北京串连者外，在北京生活过日子的很少。

改革开放后，禹州人闯北京的可谓一帮又一帮、一浪高一浪。

八、九十年代，善做生意的禹州人已有不少进入北京市场，或搞房地产，或搞实业开发，一些人逐步成为北京的企业家。有的则是通过高考进入高校或军校深造，毕业后在京军界、政界打拼，成长为高、中层干部。还有不少机警憨厚、英俊威武的禹州籍战士，或在天安门国旗班站岗，或在中南海党中央所在地值勤，成为国人和禹州人的骄傲。

新世纪伊始，禹州人进京谋事业、谋发展的，更是风起云涌。除了前述的进京求学、参军提干等渠道外，此时期禹州人进京与全国农民工进城的热潮相一致，其特点是具有“群众性”、“广泛性”和“多动性”。

“群众性”是指人数大增，如今禹州人在北京谋生的人数，虽不好说“十万百万”，亦可称“成千上万”。仅就潘家园、南十里河一带，做古董生意的禹州人就不下数千人。“广泛性”是说禹州人在北京从业的行当广泛，有经营钧瓷的，有经营青铜器的，有经营各种杂项古董的，有经营建材洁具的，有经营餐饮的，还有干家政服务、城市环保和城市美化的，等等。“多动性”是说人员流动性很大，在北京、禹州两地之间，在北京城的东南西北（东到四惠，南到十里河，西到玉泉路，北到回龙观）之间，还有城区的大钟寺、报国寺乃至各地农贸市场、季节庙会上等，时时都有禹州人的流动。在北京的禹州人早起晚归，来回奔腾，在动中生财，在动中过着紧张而有序的日月。
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,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,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,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,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,盼望着假期,盼望着明天,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盼望长大的童年。

从禹州的神垕、城关，每天都有大巴班车开往北京南十里河附近的分钟寺村。这样的大巴班车每天又从北京分钟寺村折回禹州，风雨无阻，川流不息。

这北京的“分钟寺”，原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。相传古时这里有一敲钟老人，每天用钟声来提醒村民的作息。奇怪的是听钟声的村民们，不同的人听到的钟声有不同的感觉，一人一个样，是有分别的。懒人听了，那钟声似乎是在喊“下炕！下炕！”呼他快起床下地干活；勤劳的人听了，钟声则是“不忙！不忙！”提醒他别过于劳累了；牧童听了，钟声又似乎是“放羊！放羊！”叫孩子们别贪睡，快去放羊；如果在春天听了，则是“倒仓！倒仓！”如果在麦秋收获时候听了，而是“扬场！扬场！”村民感激老头儿这种有分别意味的钟声，就给他修了个小庙，名之曰“分钟寺”。

不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这个有情有意的小村庄，因为它离潘家园古董市场很近，又因它房租低廉、交通便利，从而成了勤劳的禹州商贩的落脚基地。

笔者近期曾访问过这个有“禹州村”之誉的村镇，虽没有见到那口有情有义的大钟，但行走在繁华的大街小巷中，那车水马龙之声加之从高楼低屋中传出电子录音的豫剧锣鼓声，似乎还是敲钟老人的钟声，只不过是咱禹州人听着有咱禹州味的“真忙！真忙！”。街上到处都是忙着运货的禹州人，到处都是一边打着手机、一边吃着羊肉串快步如飞行走的小老乡。迎接我的是一位经营青铜器古董生意的老乡张先生，他在一家酒店大厅中略加招呼，就有五、六位禹州人围上来和我相见并交谈了起来。他们告诉我，这里有好几千禹州人。有拖家带口在这里住了一、二十年的，在这里生儿育女，孩子在这里上了小学上中学；有住了八、九年的，父母家小还在禹州，本人在京打拼，长年奔波在京、禹线上；还有近期才到北京闯天下的，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。这里的禹州住户，十有七八都有车，甚至有高档车、多辆车；十有二、三有自家的住房，甚至高级住房；在京的禹州人中，百万元户、千万元户甚至有更高的家产者，并不少见。有一个共同点是，大家的根还在禹州，他们赚的钱大多还是流回到了故乡，为禹州老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像我们这些在北京久居了几十年的老禹人，如果想听听乡音，想过把“禹州瘾”的话，那就去逛逛潘家园、大钟寺或报国寺吧。这里有五光十色盖满地的钧瓷摊，有让人眼花缭乱、真假难辨的古董器皿，它的主人则十之八九是禹州人，神垕的，鸿畅的，花石的，扒村的，瓦店的……。

一个周日我逛潘家园，正在一个古董摊上和小老乡用禹州话聊天，一位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，拿着一件祭红釉的笔洗来到摊前，夸耀他刚淘了一件“康熙老瓷”。禹州小伙接过来看了一下，问“花了多钱？”答“九十元。”小伙说“贵了！”老人不服气说“康熙年的老物件，才九十元，还贵呀！”小伙答“这潘家园地摊上哪有真康熙的物件？再说九十元能买康熙的玩意？九百、九千也不可能呀。和你手里这件一模一样的，我有的是，六十元一只，要不要？”老人说“我不信！”禹州小伙当即从箱里取出了一摞六只，与老人手里的丝毫不差。老人傻了眼，连叹“上当了！上当了！”

对此，世人多有怨恨“河南人造假”之说，我则认为要具体分析。“古董市上难打假”，禹州人能高仿古瓷，能“以假乱真”，但多数“造假不卖假”，反显禹州人的聪明和智慧。当然，也有造假兼卖假的，甚至设下卖假的圈套，欺骗顾客获取高额利润的，则另当别论。禹州老乡告诉我，北京法院每年都要判一两起禹州古董商人诈骗的案件，让我们跟着丢脸。

说起北京老禹人过“老家瘾”的好去处，还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位于丽泽桥东边的由禹州花石乡杨先生创办的“烙馍村”大酒店。只就“烙馍”这一个符号，就叫禹州老乡十分响往了。这是一处经营河南禹州特色菜兼欣赏河南戏曲的，很有老家文化品位的禹州、河南老乡聚集地。来这里可以品尝胡辣汤、炸油馍、桨面条、烙馍巻牛肉、荆芥拌黄瓜、红薯叶面条、蒜苗炒焖子，喝的是禹州饮料银梅可乐，都是地道的禹州饭莱。更让禹州老乡过瘾的是在品尝家乡莱的同时，还可欣赏到杨先生从郑州请来的“梨园春”擂主们的河南老家戏。吃禹菜、听乡音，置身其中，恍如回到了家乡。老乡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北京漂泊的禹州人、河南人  都想去那里“寻根”。后来，不仅河南人，附近的河北人、天津人也大老远来听豫剧。我们旅京的禹县中学的校友们，就多次聚会就在咱禹州人开的这座“烙馍村”大酒店。有一次禹州市的副市长来京，也是在这里和我们这些老禹人聚会。酒店老板花石乡的杨先生见父母官莅临，高兴异常，酒菜钱不仅打折，临别时还白送我们每人两斤烙馍两斤牛肉，好不亲切，好不快活！

头几年这禹州人在京城创建的“烙馍村”很火爆，近期俺因年岁高去的少了，不知有何变化。不过，我上网查询，“烙馍村”竟成了北京的地标建筑，百度搜索上有它几百条信息。

回顾和粗略考察禹州人在北京的历史和现实，让笔者心胸更为开阔了。我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似乎看到了禹州古钧台的影子，从禹州古钧台上也似乎感到了天安门的光芒。北京是当今国人的首都，禹州人在北京圆梦，为首都的建设出力奉献，让北京留下咱禹州人的痕迹，这是光荣的；禹州是中华文明的一块发祥地，年轻国都的北京人要善待古都的禹州人，也是应有之义。禹州和北京都是中华文明古藤上的花，让我们共同努力浇灌，让祖国的花朵更加鲜艳更加美丽。

（2014年5月25日于北京七石斋，时寿七十有七）